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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完善办案机制、提升办案质量，还对检察长、业务机构负责人的监督、管理职责作了明确，体现了放权与监督管理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宪法体制中，民主正当价值主要落实在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关组织体制。总而言之，授权地方试点改革应当被置于央地关系的宪法框架下，依托宪制谋求央地协调和区域间均衡。

二是权衡实践需要和权力配置体系稳定性的关系，不因实践需要牺牲权力配置的稳定性，在授权限度和范围上审慎克制，不挑战宪法和法治的根本原则。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可作出此类授权，将部分权力授予地方或由其产生的国家机关。对此的说明，拓展了上述授权明确性的范围——授权明确性还不只是授权内容及其理据的明确，亦是适合承担试点任务的机关、地区和层级的明确。所以，宪法在设置国务院职权时，保留了较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叠和交叉的领域，只是根据层级、决定范围的不同进行了适度区分。其中，第二类授权即授权改革试点，是近年来作出数量最多的一类。

总体而言，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关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实践经验与信息情报等功能优势，意味着由其负责各自权限范围内的试点工作最符合功能适当原则。其二，在职能重叠和权力混合情况下，可根据功能适当原理的指引，通过授权确定功能适当机关来承担特定职能。但明确性不仅是内容表达层面上的明确性，更是内容为何如此规定的理据之明确性。

由于授权涉及民主正当、有效治理、功能适当等多重价值，为避免理论杂糅、分析混乱、要点疏漏，需要构造一种阶层式的合宪性分析框架。研判过程本身就是沟通和论证过程。宪法把权力配置给特定国家机关，既有职权性质（民主性或专业性）的考虑，亦有功能适当（决策或执行）的要求。对改革成本的预估、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对制度如何调整的判断等，都是重点分析内容。

其宪法理据在于，相对保留事项的重要性较绝对保留事项略低，且在特定范围和特定期限内的试点涉及面相对较窄，影响也相对较小，其民主性要求亦随之降低。若不重视这种影响，则会一点一滴触动宪制根基——长此以往，难免破坏宪法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扰乱宪法权力配置的规范性原理。

上述观点忽略了这个前提，既未关注到该条潜含着不当扩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可能，也未意识到授权改革试点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公众参与改革试点工作尚未制度化。二是授权国家机关或地方根据改革发展需要暂停或调整适用法律部分规定。从权力配置的视角来看，进一步揭示授权的宪制功能，既有助于强化对授权宪法定位的确信，也有助于提升对授权规范化和理性化的认知。

宪法保留是指某些关涉国家根本的事项专属于宪法，只能由宪法进行规定，即宪法专属。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事项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但这些事项多为基础性和框架性的规定，与各国家机关有着广泛的交叉重叠，因而在判断能否授权时，必须谨慎考虑授权的必要性和民主正当性。显而易见，这类内容就是全国人大的权力边界所在，严格来讲属于宪法保留的最核心范围。作为执行机关的行政机关，除承担执行职能外，有必要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决策权。

虽然最终决定权在授权机关，但授权机关作出授权决定高度依赖与被授权机关的沟通。授权进行监察体制改革、授权在自贸区进行改革试点等实践即蕴含着这一意涵。

对应权宜调整、动态稳定两种情形，授权在权力结构中分别具有相对清晰的定位。《立法法》第9、13、74条分别明确了三类授权，但不能覆盖实践中的多种授权类型。

授权引发的职权转移，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稳定的权力分工结构，更实质性地影响到了权力配置关系。这其中蕴含着授权理性化的逻辑。具体而言，在宪法权力结构中，授权作为权宜调整的规范机制，具有如下三大功能： （一）推动立法和行政之间的有效沟通 一项具体事务通常会涉及多项职权和多个部门，因而需要通过协作机制来协调部门合作。倘若我们把授权改革试点视为一种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行政扩张，那么我们就应将其置于民主正当性的宪法约束和调控之下。其结果是，国务院要么因职权不明确而不能履行应有职能，要么无视职权限定而扩大自身职权。一是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层面的协调和制约。

尤其在宪法专属和宪法优先事项之间的界限还不够清晰的情况下，此种授权更应进行自我检视，一方面以推动国家目标实现和增进公民福祉为旨趣，另一方面则应确保试点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受到控制，不挑战国家根本理念，不违反宪法指导思想，不损害公民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权利。从权宜调整，动态稳定在有效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如果缺乏权宜调整手段，权力结构就会僵化，以致减损治理的有效性。

为消除权力混合导致的模糊状态和争议，同时也为尽快确定更适合达成目标的职权机关，宪法设置相应机制，以明确权力混合时的职责归属。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

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三足鼎立这一稳固结构形态不同，我国民主集中制是集中基础上的分散型形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三是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

具体而言，授权的明确性可解构为如下标准：（1）授权目的的明确性，即为实践需要而必须对既有制度进行调整，但立法条件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并且此种试点调整预计有助于实现既定目的，这也是对授权进行改革试点作为一种手段的必要性证成。作为一项沟通机制，授权立足于对特定事务和领域内立法和行政关系（有时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预先判断，精准定位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制度阻碍点，在此基础上逐一研判授权的合法性、必要性、范围、方式和期限。为促进授权的精细化建构，还须根据功能适当原理对试点机关、地区和层级等具体方案进行细致考量： 1.试点机关的确定。但是，在立宪主义下，全国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其权力边界，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如此。

行政机关和地方则是试点所涉问题的直接感受者和体验者，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能够充分调动和整合各方资源，可以成本相对较低、风险相对可控、实操性相对更强的方式来探索改革方案。几乎没有对试点工作进行过专项检查。

宪法权力结构从体制层面融合了民主正当和有效治理，从权力配置出发的宪法整体性思考，是对授权进行规范建构的宪法立足点，也是授权作为一项宪法实践创新上升为宪法制度的理据所在。此外，还有一些数量较少且尚未被法律确认的授权，例如，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等等。

这既无助于对授权进行宪法定位，也无助于为其找到与宪法权力结构相契合的宪制空间，更无助于消解授权给宪法权力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依据《立法法》第9、13、74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授权国务院就未制定法律的行政管理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

学界密切关注着授权的合宪性，但由于尚未从权力配置的视角来研究，因而未触及本质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改革本身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授权改革试点就要考虑为这一过程搭设各方参与的平台和民主审议框架，在提升改革试点民主正当性的同时，也通过汇聚各方诉求和方案来推进试点的科学性。授权的合宪性分析框架，由以下五个思考层次构成并逐次展开： （一）所授之权为自身之权 所授之权为自身享有之权，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这种变革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授权就有可能从权力配置的例外，变成权力结构为回应实践发展而进行自我调适的内在机制。

也唯有规范化地运行，授权的宪法定位才不至于在实践中发生偏差，其宪法功能也才能充分释放出来。试点评估往往依赖被授权机关的自我评价。

或由宪法进行首创性规定，即宪法优先。然而，产生这一实效的前提是，该宪法性法律没有破坏宪法的整体性，且维持了宪法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不过，应当注意，不同权力在分工基础上的各司其职，是任何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前提。试点的方略就在于从基层实践中汲取和总结经验，因而极为强调调动基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有效的层级沟通下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相互调适。